每日新闻网辽宁讯 文/阿兴 阿坤
从袁国平任职期间收受43家单位财物、坐拥不明来源房产,到孙毅9年敛财411.55万元、构建覆盖114个单位的贪腐网络,凌源市两任财政局局长“前腐后继”的腐败案,不仅是个人权力观崩塌的悲剧,更撕开了地方政治生态建设中曾存在的漏洞。这两起案件以铁的事实证明:政治生态的严肃性容不得丝毫亵渎,任何试图以权力寻租破坏生态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也为所有手握公权者敲响了守护生态底线的警钟。

财政部门是地方经济的“钱袋子”,财政局长本应是公共资金的“守门人”,但袁国平与孙毅却把“守门权”变成了“谋私权”。袁国平在2003至2007年间,借资金拨付、项目审批之机收受财物,连巨额财产来源都无法说明;孙毅更甚,上至国税局、交通局等关键部门,下至残联、文联等弱势单位,从春节“慰问款”到金条、美金,甚至通过套取工程款为自己和他人购车,将贪腐的触角延伸到财政工作的每一个角落。

更值得警惕的是,两人的腐败并非孤立存在——孙毅案中,114个单位主动“送钱”,本质是形成了“办事靠送礼、拨款看关系”的畸形默契;袁国平案里,43家单位的利益输送,折射出当时部分公职人员对“权力寻租”的默许。这种“群体式”腐败,不仅让公共资金偏离民生用途,更像一剂毒药,不断侵蚀政治生态的健康,破坏群众对政务廉洁的信任。

深究两起案件背后,政治生态曾出现的“裂缝”值得深思。一是权力监督的“虚化”,两任局长作为“一把手”,可独断资金审批、随意安排走账,同级监督不敢管、下级监督不能管,监督机制沦为“稻草人”,让权力失去了最基本的制约;二是纪律意识的“弱化”,孙毅的辩护人将“年节受贿”包装成“人情往来”,袁国平试图掩盖巨额财产来源,反映出部分公职人员对“违纪”与“违法”的边界认知模糊,把“小贪不算腐”的错误观念当成了腐败的“遮羞布”;三是政商关系的“异化”,部分单位和企业为“抢资金、快拨款”主动行贿,把“依赖财政支持”扭曲为“依附权力寻租”,让正常的工作协调变成了利益交换,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的恶化。

但从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来看,无论是袁国平被判处10年6个月有期徒刑、没收财产,还是孙毅潜逃后被抓捕、二审维持12年刑期的判决,都彰显了我国维护政治生态严肃性的坚定决心——无论腐败手段多隐蔽、潜逃多远,无论职位多高、关系多复杂,只要触碰法律红线、破坏生态底线,终将受到严惩。

同时,这两起案件也为地方政治生态建设提供了深刻警示:守护生态必须扎紧制度“笼子”,通过“资金拨付双人复核”“项目审批集体决策”拆解集中权力,让监督真正“长牙带刺”;必须划清纪律“红线”,通过常态化案例警示,明确“与职务挂钩的财物都是贿赂”,从思想上杜绝“腐败合理化”的错误认知;更必须修复生态“土壤”,以案件为契机开展专项整治,追责问责关联人员,树立廉洁典型,让“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风气重新占据主导。

政治生态的严肃性,关乎民生福祉,更关乎执政根基。凌源市两任财政局长的落马案证明:生态的“裂缝”再小,若不及时修补,终将酿成大错;权力的“笼子”再松,若不及时拧紧,终将滋生腐败。唯有始终保持对腐败的“零容忍”,不断织密监督网络、强化纪律意识、净化政商关系,才能让政治生态始终保持清明,让每一分公共资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守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编辑:唐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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