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敦煌》写作始末

《敦煌》：陈继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18年，我的长篇小说《七步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定稿后，我和责编付如初女士有过一次谈话。她问我接下来打算写什么，我说还不知道。她建议我写写敦煌。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题目，虽然答应了，但信心不足。接下来我又写了长篇小说《平安批》，同时也在有意无意酝酿着《敦煌》的写作。

我首先买了若干本关于敦煌的书，小说有井上靖的《敦煌》、叶舟的《敦煌本纪》，另外还有一些史学、民族学等方面的书，如《敦煌民族史》《大唐西域记》等。阅读的过程中，很快就敲定，不写宋代，也不写清末、民国，虽然这两个时代的敦煌热闹有故事。我想写唐代，想另辟蹊径。原因之一是，敦煌的壁画和造像，在数量上以唐代为最，在艺术性上唐代也走向了成熟。另一个原因是，我更愿意写一些小事端，让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端在不经意中发展为大事件。事件的深处是人的内心天地，是气氛，是声音，是色彩，是可以氤氲和衍生开来的东西。所谓“风起于青蘋之末”。

这个盘子确定之后，我又买了一些有关唐代的书，如《李世民传》《唐史十二讲》《大唐帝国》《唐朝人的日常生活》等。通过阅读，对唐朝的历史大事和普通生活都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我注意到李世民这个大人物身上暗藏的小人物的一面，但又不想在李世民身上花太多笔墨，这样，就生出一个小人物——宫廷画师祁希。祁希和李世民年纪相当，是个大才子，同时也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官——令史。当魏徵这些人物在宫廷里刮起直谏之风时，祁希这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就变得异常重要，李世民可以和他聊私心话，可以时不时向他吐吐槽。一高一低，这两个人竟成了一对朋友。然后祁希去了敦煌，实际上等于半个李世民也去了。

全书的构思渐渐变得眉目清晰：宫廷画师祁希到了敦煌，原本打算只是散散心，随便看看就回去的，想不到持久待了下来。身为宫廷画师的祁希有些技痒，开始替人画像造像，那几个最早请他做画师的人物——慕容豆、令狐昌等人，就成了小说中的重要配角。他们来敦煌开窟，各有各的原因，非常私密也非常有意味。关于敦煌有很多解读，但开窟的原因往往语焉不详。我相信，这部小说有没有创造性，就看我能不能写好慕容豆和令狐昌这些开窟者。他们可能比祁希更重要更难写。这些人物是暗流，把敦煌和世界联系起来。敦煌的根深植于这些人物身上。

整个故事就以祁希为主线，以慕容豆和令狐昌为两轴，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叙事结构。我还给予慕容豆和令狐昌相对独立的地位，除了是小说的主要纵线，也让这两个人物在横向上向广度发展。慕容豆是吐谷浑人，我对这个民族算是比较了解，也进一步搜集和研究了《吐谷浑史》《吐谷浑资料辑录》等。令狐昌的故事则延伸到天山西面的小孤城。为了解小孤城和撒马尔罕，我又补充阅读了一些资料，其中，《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一书对我帮助很大。

考虑到这是一部西域小说，敦煌壁画中又有很多动物，所以小说中还特别加上了众多动物的故事，羊、狼、马、骆驼，这些动物的故事也是书中的一条纵线，始终在延续，和人的故事平行发展，有始有终。

总之，这部书的写作搅动了我的全部记忆和经历，考验了我阅读和使用资料的能力，终究还是凭借想象，让这部长篇小说有了飞翔之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