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远流长的金石学研究中，拓片始终占据着关键地位，是探究摩崖等各类石刻的重要凭借。在传统金石学中，研究者借拓片赏玩铭文字体、书风，参照史传考证史事，当代历史学家很大程度上延续此传统，重视善拓、精拓，以拓本校录铭文，作为史学分析的根基。这一传统形成有因，拓片便于传布、观看，精良者能最大程度呈现原碑文字。然而，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正如艺术史家韩文彬在其著作《铭石为景》中，一开篇就指出：视觉上，拓片将立体石材压缩为二维平面图像，易造成信息扭曲、失真；且摩崖文字嵌入山水，规模宏大，单纸拓片难以囊括全貌。
若仅研读拓片，会割裂铭文与原生空间语境，导致进一步失真。对此，该书举了一个典型案例，即关于东汉《杨淮杨弼表记》文本性质的认知。南宋金石学家洪适在未涉足实地、仅凭拓片揣摩的情况下，仓促地将其判定为杨氏的记墓文字，此后金石学家大多人云亦云，未对这一论断加以审慎探究。实际上，当我们亲临褒斜道石门隧道现场，便会发现此处题记与为二杨祖父而作的《石门颂》相邻而居，理解了两处石刻的这层视觉连贯性，其文本撰作的意图便豁然开朗。得益于长期的艺术史训练，本书作者敏锐地意识到，在中国古代石刻研究中，只有置身原始环境“观看”铭文，才能在时空场域中真正理解它们。
自1998年起，韩文彬为撰写此书多次深入群山，实地探访摩崖石刻所承载的历史现场。这些亲身考察经历深刻塑造了该书的写作风格，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书中将摩崖文字置于历史脉络深挖，为精准聚焦，选取东汉褒斜道石门石刻、北魏郑道昭石刻、北周铁山刻经、唐代泰山石刻四组摩崖群落。以摩崖为线索，秦汉王朝地方治理、地方大姓乡里经营、中古佛道信仰流行等历史热门议题，如画卷般逐一展开。
该书第一章的重点，即为褒斜道东汉石门石刻。作者认为，当传统的公共书写体系受到冲击，地方大姓及其所代表的乡里社会，在摩崖石刻上有了更多展现。褒斜道石门石刻在文字风格、内容题材等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成为我们窥探那个时代社会风貌的窗口。此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摩崖石刻又在新的时代因素持续影响下，不断推陈出新，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的形态。
在第二章里，作者将目光聚焦于北魏郑道昭石刻。彼时佛、道信仰在社会各阶层广泛流行，而在政治领域，士族阶层迅速崛起，并在国家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郑道昭留下的诸多摩崖题刻，正是上述时代背景的产物。郑道昭出身荥阳郑氏，是北朝第一流的门阀士族。在光州刺史任上，郑道昭在大基山、云峰山、天柱山等地留下了多处题刻，这些摩崖石刻带有鲜明的家族色彩与道教信仰寄托。由此，自然景观在郑道昭的文字建构下被注入了特定的意涵，最终定格为当地的人文景观。
第三章聚焦于北周铁山刻经，探讨地方民众所创造的摩崖石刻。南北朝时期，多元文化碰撞交融，对民众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影响，摩崖石刻也因此获得新貌。彼时，诸多承载着时代思想精华的经典文段、记录着重大历史节点的珍贵史实，被郑重地镌刻于崖壁之上，位于山东境内的铁山刻经堪称其中代表。从视觉角度审视，相较于汉代摩崖石刻，北朝的铁山刻经在呈现上更为大气磅礴。其文字布局开阔，镌刻规模宏大，整体气势恢宏，彰显出这一时期独特的审美追求与工艺水准。然而，作者韩文彬却敏锐洞察到一个奇特现象：这些被精心刻写的内容，理论上是供人阅读、研习，以传承文化知识，可铁山刻经那超乎寻常的巨大文字尺寸，却给实际阅读设置了重重障碍。对此，作者给出的解读饶有趣味，他认为，受时代思潮影响，人们对宏大、深邃等抽象概念有了新的认知，开始追求将抽象理念具象化。而遍布山体的石经文字，正是人们心中“浩瀚”“深邃”等概念在现实世界的“视觉化表达”。铁山刻经与周边的自然山水相互呼应，山水清幽为石经增添了几分诗意与神秘感，石经的庄重、恢宏又提升了山水的文化底蕴，二者共同营造出一处饱含人文精神的空间，让往来观者心生敬畏，沉浸于对历史、文化与精神世界的思索之中。
在最后一章中，作者着重讨论了唐玄宗御制的《纪泰山铭》。自秦汉以降，泰山作为封禅等国家礼仪活动的空间载体，始终承载着丰富的政治象征意涵。历史步入唐代，先后有两代帝王在此举行封禅典礼，而泰山唐代石刻中的很大一部分正是对这些礼仪活动的记录。以《纪泰山铭》为代表的泰山唐代摩崖，气象恢宏，字体雄浑，它们与泰山自然风光彼此形塑，共同谱写出人文与自然的华丽篇章，更为后世人铭刻了关于盛唐的历史记忆。
通览全书，《铭石为景》仿若一把精巧的钥匙，恰如其分地运用空间、景观等前沿社会科学理论，巧妙地开启了传统金石学与艺术史交融的新大门，二者相互辉映，相得益彰。作者通过细致的文献梳理与文本分析，将摩崖石刻融入汉到唐书写形态的发展脉络，重现了这一时期山水与人文交织的图景，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思路，颇具学术价值。
（作者：周 鼎，系扬州大学副教授）
《铭石为景》
韩文彬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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