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雄”苏东坡

作者：徐刚（诗人、作家）

谈论苏轼的难度在于：他的一生，除去孩提时代，成名之后，凡落笔，则诗、词、文、画，无一不是流传百世的神品佳构，此旷世未有者也。

苏轼是个赶路者，他一直在路上，在接二连三的流放的路上。赶路带给苏轼的惊喜是：各地的风土、民情乃至语言，以及广阔大自然的风景，尽收眼底矣！在封建时期，官员贬谪被迫离开京城，自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历代被贬者大抵取两种态度：有愤愤不平郁郁而终者，有随遇而安入乡随俗者。苏轼属于后者却又更胜于后者：他乐观地对待人生，足迹所至处，便是灵魂安放处；灵魂安放处，便是诗情涌出处；他热爱当地士人、农人、僧侣和各种于京都见不到的古迹、名胜；他每到一地便济困行善，兴修水利，与民同苦亦与民同乐。他在放逐地留下了不朽名篇。其中，以词为胜。

苏轼一生，有多少春夏百花、桃李簇拥？有多少秋风黄叶、冬雪飞扬？他享受一切的自然美，并沉浸其间，遍尝个中滋味。苏轼又有独特的爱好——好禅意，好饮酒，好枯木，好老树，好萧瑟，好清冷，好大江东去，好壮怀激烈，他的不少热辣滚烫的诗句，在路上苦吟而得，别有一种诗意的流出，雄豪、高远。“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啊！

元·赵孟頫《赤壁赋》卷首苏东坡像

清·余集《苏文忠公笠屐图》

东坡乐府

苏轼是由诗成名、以诗入词的。他写春分，写春与雪，时人讶异，夸为奇人。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调任杭州通判时，苏轼写了《癸丑春分后雪》：

雪入春分省见稀，

半开桃李不胜威。

应惭落地梅花识，

却作漫天柳絮飞。

不分东君专节物，

故将新巧发阴机。

从今造物尤难料，

更暖须留御腊衣。

“东君”，东方之神也。唐诗极度繁华过后，经五代而赵宋，无疑会面临一场变革，首先是诗体的变革，即形式的变革，新形式、新材料、新内容的变革，概而言之是文字和境界的变革。

这种“倚声填词”的全新形式，始于唐、五代，对此颇有贡献者，晚唐温庭筠也。《花间集》是中国最早的文人词集，由此集而得名的“花间派”，以温庭筠为鼻祖。时至北宋柳永，专好此艺，多有累积，把长短句的新体诗，从富于乐感变为完全音乐化了。其《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中的“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为苏轼所赞美：“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赵令畤：《侯鲭录》）至北宋东坡时，由于不断的音乐陶冶，不期然而然地有了“句读不葺”（李清照语）的新文体出现。苏轼恰与这历史机遇相逢，词又和自己的心性相若，便“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酒边词·序》），不由自主地开创了“以诗为词”（陈师道语）的历史新局面。随着生活和命运的跌宕起伏，其词亦在跌宕起伏中，走向边荒，走向土地，走向农人，走向风景。可知：词非东坡始也，但使其一洗罗绮香泽，从而纵横转折、风月无边、气象万千、声韵更新、繁花似锦的，厥功至伟者非苏轼莫属也。极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命运蹉跎、奔走流放中，苏轼在词中展现出对生活积极向上的乐观豪迈之句、雄阔烂漫之气，在艰难时世中确是能够“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且举几例：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同为《江城子》词牌，一人手笔，两般感受，却都关乎一个“情”字。前者豪情，以狩猎作题，“西北望，射天狼”作结，有为民解忧、为国报恩、平定西夏之慨叹。全词纵横驰骋，意气风发，热血沸腾。后一首，用词平常素洁，凄美冷清，缠绵悱恻，一读太息，二读泪下，三读呜咽。虽为悼亡之作，却成为千古流传的爱情绝唱。王弗佳人，东坡才子，两人恩爱有加。惜乎王弗，二十七岁便离开人世，苏轼涕泪以送。王弗辞世十年，苏轼梦中得见，故有此作。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向被不少苏轼词论家称为豪放派领军人物苏轼豪放词的扛鼎之作，作于宋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居黄州期间。是年秋冬，又写《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如果不说时代背景，谁能感受到其中贬谪流放的悲怆哀怨？写大江东去者众矣，大浪淘沙就已足够气派、足够惊人了；而苏轼以“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变大江东去的叙写方式，使大江东去的波涛与历史人物相融洽，呼啸着一种流动的、有历史感的存在。古今多少诗人临大江而诗兴涌？能开首便揽风波与人物，让人不能不感叹者，苏东坡一人而已！长江是条让人怀古的江，怀古便有历史上的人物、事件，苏轼寥寥几笔，就从波涛汹涌中把三国的赤壁、周瑜从浪花中推出来，置于历史的背景下。三国的热闹，是追逐权力的热闹，是人才辈出的热闹，是建功立业的热闹，也是刀枪杀伐的热闹；三国时代因为群雄争霸，便留下了机智、尚武、忠勇、权谋和气度的空间，此三国之大概也。苏轼写周瑜，写“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所反衬的则是未加渲染的对自己怀才不遇、早生华发的感叹、不平乃至忧愤！他的感悟平淡而意味深长：“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江边月下，有酒可也。如果说望赤壁而怀古，听涛声而思旧，其中多家国情怀的话，东坡于六年前、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欢饮达旦，写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则除去天上明月、琼楼玉宇外，且有浓厚的兄弟情谊。一者天上，浩渺无际；一者地上，“兼怀子由”，上天落池，挥洒自如，信笔写来，佳句连绵：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们可以读出，诗人所处的环境及人生境遇。在这首词中，苏东坡以问天开篇：月亮是什么时候有的呢？这一问可谓惊天一问，宇宙创生、地球形成之后，月亮的出现，是天的“秘密”，苏轼却要“把酒问青天”。苏东坡的追问，继续深入：“今夕是何年？”东坡在醉意朦胧、诗情遐想中，曾有飞天之想，只是因为怕冷，“高处不胜寒”而留在了人间。许多苏轼的研究者，对“我欲乘风归去”有多种联想和释义，与其时其世其处境相联系，本无不可。而笔者却认为，回到作品的原点或许是最重要的：一者“把酒问青天”也，一者“千里共婵娟”也。若以此言之，更多释义也许是多余的，是化简略为复杂的徒劳。你只须明白，这是苏轼关于月亮的最美妙的、空前绝后的伟大想象；而兄弟无故，又是孟子的“君子三乐”之一，足矣！最能体现苏轼在艰难时世中洒脱、率性，视萧瑟为风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一面，则莫过于《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豪放乎？确有不少作品有豪放的气概，但“也无风雨也无晴”及《蝶恋花·春景》却一点也不豪放了：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苏轼写景写人写情，皆体察入微，笔到心到，优美婉转，自然流动，一波三折。写春光流逝，还是佳人渐远？有你我可想而不可知的春恋、春愁、春怨、春思之迷茫烦恼在。烦恼为何？不可知也！唯不可知之存在，为情感世界的存在，为苏东坡的存在。笔者还要特别拈出“花褪残红青杏小”之“小”字，“多情却被无情恼”之“恼”字；渺小之小，烦恼之恼，看似信手拈来，其实妙不可言。

“旷”与“清雄”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又云：“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旷”极简，一字而已；又极繁，包含有旷达、空阔、高远及豪放等多重意涵；极重，怎样去丈量苏轼胸襟之大、见识之深、情感之厚、境界之高？《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苏东坡的这首被王国维推为“最工”之作——此“最工”之谓，首先是工整，格律和语言的工整，同时也可理解为最美、最佳、最精。王国维以“旷”概括东坡特色，自有其见识在，与从古至今，以“豪放”为苏轼定论，并指苏轼为“豪放派”首领之说，大不一样。“旷”是一种浩茫大野的气概，是一种彻上彻下的情怀。而杨花词让读者能触摸到更多温婉、细腻、惆怅、柔情，乃至愁肠百结，显示了苏轼语言功底的深厚、文字运用的随心随意随缘，及其天赋之高。从“似花还似非花”的杨花入手落笔，杨花坠落，抛家傍路，开篇便震烁人心，出人意料；继之写梦，梦若杨花也，随风万里，只为寻郎去处。苏轼的真性情流淌，花与景与人之间互为关联，而又朦胧隐约，境界出矣！佳句出矣！

龙榆生说：“东坡词既以开拓心胸为务，摆脱声律束缚，遂于一代词坛上，广开方便法门。”“至此，这被视为艳科的小词，便能‘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词境日益拓展，冲破了倚红偎翠的局限，可以用来反映个人的政治理想，描写祖国的山川风物。而伤今、吊古、狩猎、悼亡、赠友、怀乡等题材，在东坡乐府中更是屡见不鲜。”（徐培均：《东坡乐府笺·序》）

苏轼是社会时势造就的一代人物。“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别有胸襟也，别有风情也，别有用心也！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如此说苏轼：“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

最早提出豪放说并分成派别的，很可能是明人张綖，他在《诗馀图谱·凡例》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清人王鹏运，号半塘老人，“开清季诸家之盛”，是晚清词坛的一抹晚霞。他认为：“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公之清雄，夐乎轶尘绝世，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坚持并拓展王鹏运之说的，是龙榆生，他说：“坡词虽有时清丽舒徐，有时横放杰出，而其全部风格，当以近代词家王鹏运拈出‘清雄’二字，最为恰当。”又说：“辛以豪壮，苏以清雄，同源异流，亦未容相提并论。”（龙榆生：《东坡乐府笺》）

苏轼词继李后主之后，如诉家常的口语的诗化，及柔中有刚、刚中有柔，已经自成一格于诗、文、词作中，“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在阴柔和阳刚之间，自如、自在、自由地腾挪转换，成为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苏词特色之一。中国的诗词，在五代十国长期分割的局面结束、社会经济文化也渐渐恢复之后，有了复兴之机。《东京梦华录》中说当年汴京：“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说明北宋初期的都市民俗文化仍有浓郁的南唐五代的流风余韵，此种社会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战乱之后经济复兴、休养生息，此其一也；统治者以此粉饰太平，此其二也。宰相吕蒙正清醒指出：“都城，天子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至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加上仁宗朝对西夏用兵的累遭惨败，民族矛盾因之日益加深。在两种矛盾的冲击之下，富有爱国赤子之心的苏轼、黄庭坚等出现，反映在词作中，则横扫词坛旧俗，把低吟浅斟的士大夫之词，开阔、开辟而至天地江山、百姓人生、寻常生活、万千风景；这是中国古代诗词史上的又一巨变，是苏轼以笔墨堆筑的又一座里程碑。

王国维言之“旷”，王鹏运、龙榆生言之“清雄”，正是《人间词话》境界说中的一种特色，无不因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无不是“写真景物、真感情者”，无不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者。此种旷达、清雄，是对苏轼词的恰如其分地叙述、概括。读东坡词所接踵而至的清雅、清丽、清浅、清新、清旷的享受，与其雄浑、雄豪、雄放、雄起、雄壮，相交织，相缠绵，相咏叹，成为东坡独有的境界、独有的语言特色。徐刚词穷，且重复半塘老人一问：“苏其殆仙乎？”

“东坡”来历

苏轼在“乌台诗案”后，被贬至黄州，最初居定惠院，后迁至长江边上的临皋亭。苏轼喜欢这个地方，近有荒野连绵、泥土芬芳；远看大江在望、浪花怒放，不亦乐乎？但更现实的问题横亘在前：吃饭问题。到黄州的第二年，在朋友的帮助下，苏轼租得黄州城外五十余亩荒地，置办一应农具，垦荒种菜，或饮酒于友朋处，次日醒来便躬耕田亩，有不明白处便请教当地农人，略似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秋天，虽然收获不多，但总有自己劳动所获的喜悦。苏轼与邻里好友举杯相庆，然后在月下曳杖行走：

雨洗东坡月色清，

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

自爱铿然曳杖声。

苏轼诗中的“东坡”，即黄州东门外的一片荒野、坡地。他想起唐时白居易是爱花惜花之人，白居易在忠州刺史任上，于公务之外，尚有一乐：在忠州城外东坡种花种树。有《步东坡》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另有《东坡种花二首》：

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

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

百果参杂种，千枝次第开。

天时有早晚，地力无高低。

红者霞艳艳，白者雪皑皑。

游蜂逐不去，好鸟亦来栖。

前有长流水，下有小平台。

时拂台上石，一举风前杯。

花枝荫我头，花蕊落我怀。

…………

白居易是苏轼敬重的诗人，唐宋二代，皆有东坡，天时地利，且得人和。于是苏轼便自号东坡、东坡居士。东坡之名，拜黄州所赐也。苏轼不同时期，对文化的思想发展，有苏辙为其兄作的《墓志铭》最后一节文字详记：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孔子谓伯夷、叔齐古之贤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实有焉。

龙榆生因苏辙的《墓志铭》，认为苏轼“终乃深契于佛教的禅宗”。佛教思想是否有消极一面，暂且勿论，但当后人醉心、倾倒于东坡词作的时候，苏辙却让我们看见了东坡的博大辽阔，看到了东坡根基于大地、人民，博采众学，集传统文化之美并熔于一炉的深厚积淀。幼而好学，老而不倦，一也；博采众长，汇于一炉，二也；仁人君子，与人为善，三也。苏辙《墓志铭》谓“求仁而得仁”者，说的就是苏东坡。

龙榆生在《东坡乐府笺序论》中谓：苏东坡“在实际行动中，关心人民的痛苦，所以能够在颠连困苦的谪贬生活中，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敬爱。同时他的胸襟开阔，不介怀于个人的得失，不以一时挫抑动摇他的心志，一直抱着积极精神来追求现实和真理。……他的创作方法是‘随物赋形’，做到‘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遗山文集》卷三十六《新轩乐府引》）。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所谓‘不自缘饰，因病成妍’（同上），就是说他不过分注意文字的雕琢，而作品中贯串着真实的思想感情”。有时候，苏东坡为了感情的真实流淌，甚至可以突破格律所限，此即“因病成妍”耳。

苏辙和龙榆生告诉我们，苏东坡天赋异禀，是个写诗词的天才，“公之于文，得之于天”，他饱览饱学，将儒释道三家之学，在自己的心胸里，合而为一。此为文也。更值得今人思之再三的，东坡本身是一个被放逐者，而每到一地，就访贫问农，兴修水利，如到了灾区，还上书请求减免税赋。东坡“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此其为人也。在东坡身上，凸显出为文与为人的一致性：为文者，行云流水，为人者，从善如流；为文者，奇思妙想，为人者，仁字为首；为文者，块垒突起，为人者，见义勇为；求文得文，求梦得梦，求野得野，求旷得旷，求清得清，求雄得雄，求仁得仁。如此等等，能不令文坛吾辈艳羡而羞愧深思？

汉语言文字的整理者

苏辙《墓志铭》还透露了一些珍贵的信息，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喜好庄子、释道，作《中庸论》《论语说》《书传》等。在苏东坡成长的不同时期，无论喜好如何改变，他一直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写作者，是中国汉语言文字的整理者。他扭转了倚红偎翠的诗词文字，他反对艰涩生僻，他创造了清雄开阔的词风，而这词风是由文字组成的，东坡笔下文字即是对汉语言文字的重新整理，是“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

孔子整理《诗经》成，流传至民间，撒布于中华大地，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有诗性的民族，由此而始也。《诗经》和《离骚》之后，文人雅士接踵而至，正是他们的诗歌文章，相与比美、出新，不间断地将汉字的加工、整理推向更新的阶段。至晋代陶渊明独辟蹊径，垦种南山，诗歌的境界再现新景；有唐一代，诗人接踵，佳构迭出，却总是李、杜为首；时代的变迁又催生出“南面词宗”李煜，风靡久远。至北宋，苏东坡出，以其一生的坎坷，一生的乐观，一生的吟唱，继续改变、整理中国的语言，继之者辛稼轩也；因此故，中国语言文学的优雅、美妙、清远、高旷，到两宋时，达至高峰。

苏东坡，宋人也！东坡诗、文、词、书、画，大宋景象也。公元1101年8月24日，苏轼于常州辞世，享年64岁。东坡的去世是一座矗立九霄的高峰的崩塌，8月，正是夏秋景象，而词坛风景却顿时落叶飘零，为之萧瑟。元明清三代，虽有当时可称高明的为数不多的诗人词家，却再无苏东坡那样的可以轰动社会、人心的清雄浩渺、淋漓酣畅之气。后人于回首间，可以见到：苏轼辞世，中国古代诗词文化逐渐没落时，曾经辉煌的封建社会也正走向斜阳夕照、日暮途穷。

为苏东坡感动，笔者以为：

中国诗人，永远是中国汉语言的捍卫者。

中国诗人，理应是中国汉语言的传承者。

中国诗人，首先是中国汉语言的整理者。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03日 13版）

责任编辑：张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