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故乡照亮叙事的通途_

邱华栋《北京传》

叶辛《上海传》

叶兆言《南京传》

【文学与故乡关系辨析】

“故乡”和“乡愁”，一直是中国文学叙事的重要主题。它不仅是一些诗句中隐喻的那张“邮票”，更是写作主体离开故乡后，再度出发所激起的新的情感冲击。它关乎记忆，更能唤醒回忆。其实，“记忆”和“回忆”是两个貌似相近实则有很大区别的概念。回忆是对记忆的再次发酵，隐含对“虚构”和“非虚构”关系的理解与重释。故乡记忆既是情感的载体，也是想象的容器，是永远剪不断的生命脐带，也可能成为反思、重新寻找现实叙事的动力。《故乡》中，记忆里闰土那双红活圆实的手，多年后再见时已粗笨开裂，像松树皮一般。萧红从祖父那里知道，原来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爱和温暖，这也是她在描述东北原乡时不忘三月小城和煦春光的内在动因。对于故乡，莫言曾经抱有轻视的态度，时隔多年阅遍沧桑，终于发现故乡的重要意义。故乡记忆和回忆带给作家的是希望与失望的并置，也是文化与心态的比照。故乡的曾经与此在，在文本叙述中生成多种可能性。只有这样，叙述才能走出单一、狭窄的空间或通道，呈现悠远、宽阔的生命图景，才会有作家理想的生发，有他们追求的普遍价值和意义，也让文本抵达更高的精神境界。

故乡是“通灵”的，是一切有温度记忆的起点，但故乡叙述中的精神、心理和灵魂基调或者底色，却是后天生成的审美延伸。这些集体记忆或个体记忆，作为“精神隐喻”的视角延展开来，成为作家叙事的情感生长点。作家余华有一个经常为他津津乐道的文学写作个案：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在初学写作时，他的哥哥说过：“事实是从来不会陈旧过时的，而看法却总是会陈旧过时。”因为“看法”的改变，取决于对既有经验和往事记忆的颠覆与重构。那么，在故乡记忆与回忆的对撞中，也许有更多事物被重新激活，经验的程序也被某种神秘不可知的灵魂密码重新编排。曾经的故乡和往事，可能被重构，也可能被颠覆。鲁迅和萧红的叙事，就是作家在故乡记忆层面上自我认知的改变和升华。也就是说，作家和故乡之间的关系，时常作为叙述的主题在小说文本中呈现，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却随着时代的更迭不断发生变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审视个体与时代、想象与现实等话题视角、深邃程度的变化。

地域性似乎可以成为源头般的活水和力量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地域性对于作家写作个性和作品风格形成至关重要。对于作家而言，地域性似乎可以成为源头般的活水和力量。任何人从他出生开始直到晚年，无不带有其出生地、成长地的“胎记”。作家的地域性不仅是空间的概念，其独特的地理风貌、世情习俗、历史和文化积淀等都可以成为作家的写作资源，无论是直观的、隐蔽的，还是缄默的、细微的，随时可能激发他们想象和虚构的冲动。

在当代，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邓友梅等作家所叙述的家乡原貌，无不充满着在地性、地域性、十足的原乡意味和强烈的寻根意绪，这些与文字一道扑面而来，让我们看到文学细部修辞背后，古老中华文明肌理之中所深藏的文化底蕴和根脉。这种根脉，显示着地域文化的强大和规约。虽然几代作家的“文学地理”和叙事坐标各不相同，他们的故乡记忆和“想象世界的方法”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对于作家而言不只是故事的发生地，更是精神的“原乡”。他们真诚表述自己在“远离故土”之后，如何通过审美品格、气韵、语言，在文本中一次次回到自己的“血地”，重新发现故乡，并以“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为信念，一次次地与故乡的灵魂相遇、拥抱。

无论作家叙述故乡的冲动何在，故乡作为承载时代变迁的实体，经由个人化的体验，都将回到叙述主体对历史与人性的判断和领悟之中，向读者呈现更为真实的存在。作家写作，总体上就是凝视故乡和现实，回溯历史，唤醒、打开记忆之门。他们需要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探寻如何走进自己记忆中的往事，走回自己的故乡和过去曾有的现实，他们也需要对生命、人性诸多精神存在的秘密进行深刻的打量和重勘，故乡经验和记忆就成为接驳想象之舟的港湾。故乡魂牵梦绕，有可能衍化成作家文学叙事的自觉。凭着记忆和触感，生命记忆的许多原味和质感，建立起文本的感觉结构、精神结构，衔接起过往，延伸并指向未来。就是说，作家要写出灵魂，既要直面现实人生、解析人性的复杂性，又要让故乡重新燃起创造活力，建构出既有传统底色又能生成时代气息的独特情境。

很多时候，作家本身地域和居所的变动，也会使作品拓展出多维的地域性书写空间。因而，以故乡为出发点的“双城”“多城”叙事的写作变得更为普遍，从而不断生成新的叙事维度，打开蕴藏丰厚的文学空间。在当下，作家与故乡的关系，明显地变得更为主动和自由。其中，像叶辛的《上海传》、邱华栋的《北京传》、叶兆言的《南京传》、孔见的《海南岛传》、叶曙明的《广州传》等，从一定意义上讲，都构成作家重塑故乡的写作行为，他们以非虚构的形式重温城市和故乡的历史记忆。文学与历史共同呈现作为故乡的城市的前世今生。

故乡元素正以新的方式融入作家的写作之中

作家在写作中一定都要回望、回归故乡吗？难以剥离的“乡愁”，真的还能陪伴作家继续讲述跨越乡情边界的新故事吗？实际上，“故乡”这一“超级意象”或许正在悄然隐逸，已经成为一种体验式的、过程性的存在。当作家触摸时代与人性的肌理时，故乡如果仅仅作为附着“陌生感”的表象，这种有关故乡的叙述就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销声匿迹，如同曾有的田园牧歌已经无法召回了。在看似碎片化的当下，作家的叙述冲动已经难以再通过令人迷恋的乡愁以供“陪伴”。

从一定意义上说，故乡元素正以新的方式融入作家的写作之中，写作开始更理性地参照文化、伦理体系，并生发出对历史、现实的对照与反思，沉淀并书写出叙事的新情境。部分新生代作家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卸下前辈作家的负重感，故乡只是他们笔下故事的背景或框架，作为精神寄托的故乡已经渐行渐远，开始变得模糊、飘然。他们似乎已经能够轻松地“重构故乡”，而且如释重负地书写“新故事”、展现“新经验”。这些，时而与故乡有关，有时可能无关，尽管故乡情结不可能在经验、记忆中湮灭，但是，许多来自故乡的灵感和往事已经随风飘散。

一些新生代作家试图从故乡中抽离出来，力求进入“故乡无我”或“第三地写作”状态。或许，“回不去的故乡”更能让写作主体真正建构起超越“城乡旧事”的固有模式，没有负累，只有扬弃，这也不失为年轻一代作家的选择。这种写作空间意识的“觉醒”，一定程度上消除既往叙事惯性造成的疲劳，叙述也就随之获得新的气息。

充满地域性的“故乡”也可能让写作陷入狭窄的境地

需要警惕的是，充满地域性的“故乡”，也可能会给作家写作带来某种尴尬，或者成为一个叙事陷阱。地域性馈赠给作家写作资源的同时，也可能无情地剥夺作家的个性优势，以及个人的独创性。由于地域内容还有更广泛的社会性，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所以，故乡不应仅仅是若干次写作发生的契机，同时也应该是叙述新视角和确立结构的理由。

另外，作为“乡音”的语言，在文本中直接影响或规约着叙事的品质、节奏和调性，想要彻底地抛却故乡元素是不可能的，但文字和叙述总是固执地被某种乡情、意绪所笼罩，从而遮蔽一切外部世界的阔大和隐秘，就可能让写作不可避免地陷入狭窄的窘境。

说到底，作家的写作发生与故乡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复杂关系呢？作家以怎样的方式，才能更好地打开通往故乡的记忆之门？他们文学叙述的出发地和回返地到底在哪里？他们文本的诸多线索和故事，是否一定要与故乡的“如烟往事”发生密切的联系或相互缠绕？作家对自己故乡的重述、重塑，无论是将故乡作为叙述的背景，还是作为建构文本世界的方法，怎样才能延展出更充分的审美张力？故乡作为个人与集体回忆、记忆的“公共空间”，在充满地域性的体验中，如何折射出共时性的生命体悟与精神镜像？这些都成为当下文学叙事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作者：张学昕，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建伟